到目前為止，我一直都在努力描繪社會表現(xiàn)自身的象征符號領域是如何使童年成為必要或者毫不相干的。我尤其試圖解釋童年的概念在西方文明中逗留了很久以后，如今劃時代的新媒介如何正將它一步步地驅(qū)逐出去。接下來，我要擺出一些直接的證據(jù)證明這種驅(qū)逐確實已經(jīng)開始了。
童年消逝的證據(jù)以不同的形式出現(xiàn)，出自不同的來源。例如，有媒介自身所表現(xiàn)出來的證據(jù)，因為它們不僅從形式和背景上積極鏟除童年的概念，而且在內(nèi)容上也呈現(xiàn)降格的趨勢。人們可以看到，有證據(jù)顯示兒童和成人在趣味和風格上越來越融合一氣。相關的社會機構(gòu)，比如法律、學校和體育運動機構(gòu)也在改變原來的看法。還有一種“確鑿”的證據(jù)，比如有關酗酒、吸毒、性活動、犯罪等等的數(shù)據(jù)，都意味著童年和成年之間的區(qū)別越來越模糊。
然而，在呈現(xiàn)或指出證據(jù)之前，我覺得有必要承認，無論我有多少證明童年消逝的證據(jù)，但是本書所提出的有關為什么這種情況會發(fā)生的猜測并不能被證明。這不僅因為推測和理論絕不可能被證明，即便是物理科學也一樣，而且因為有關社會科學的一切努力，證明或駁斥的想法本身就包含多種解釋和各種復雜性，沒有人能斷定證據(jù)是否能讓猜測成立，或受到抑制，或干脆毫不相干。
舉例說明：據(jù)稱女性青春期的開始時間，在過去的130年里，每10年大約提前4個月。因此，比如說，1900年，女性月經(jīng)初次來潮的平均年齡大約是14歲，而1979年，平均年齡則是12歲。[1]我倒是非常愿意相信這個數(shù)據(jù)，因為如果是正確的，它就表明，童年概念的萎縮，從生理學的角度來講，在電報發(fā)明以后不久就開始了。也就是說，在青春期年齡提早和信息傳播技術革命之間，有一個近乎完美的巧合。于是，我情愿把它當作有利于我的論點的證據(jù)，但我也相信應該有更好的解釋，特別是那些跟飲食習慣改變相關的解釋。
再舉一例：美國的家庭在變小，這是毫無疑問的。今天，（在美國）每戶人口只有2.8人，而1930年則有4.1人?；蛘邚牧硪粋€方面來看，1950年，10.9%的美國家庭是一個人的家庭。而今天，這個數(shù)字高達22%。[2]美國人不僅生育越來越少的孩子，而且顯然待在家撫養(yǎng)孩子的時間也越來越少。這是不是我們的傳播環(huán)境改變所產(chǎn)生的結(jié)果？
我相信是的，但是，如果否定其他因素，如美國人日益富有、他們驚人的流動性、婦女解放運動等等，也促成了這個結(jié)果，那也是愚蠢的。換句話說，如同這個例子，它不僅有多種起因，而且，如先前的例子，也完全可以用其他的理論來解釋這些事實。畢竟，在試圖解釋社會組織的變化或者任何文化趨勢的時候，人們可以有許多的切入點。例如，馬克思主義者和弗洛伊德學說的信奉者，他們對于童年為什么會消逝的問題已經(jīng)有一套現(xiàn)成的解釋，假定他們同意證據(jù)表明情況的確如此的話。
社會生物學家、人類學家——天知道還有什么人——也許甚至還有科學神造論的信奉者，他們也不會覺得自己在這個問題上無話可說。我選擇了本書提供的解釋，是因為就任何一個稱得上站得住腳的單一視角而言，這一個視角最能說明事實。確實，對我來說，童年是文化需要傳播的功能以及文化得以傳播的方式，這是再顯然不過的了。雖然經(jīng)濟、政治、思想形態(tài)、宗教以及其他因素都會影響童年的進程，使之變得更重要或不太重要，但它們不可能創(chuàng)造童年或者把它一筆勾銷。只有識字文化，它的存在或不存在才具備這種力量。不過，我不會在此提出新的理由為這個觀點辯論。我只希望說，我相信這個觀點看上去有道理，是因為它至少有一些歷史事實做后盾，也為現(xiàn)代的趨勢所支持。本章的目的是闡述童年正在消逝。在考慮我提出的證據(jù)之后，讀者自然會判斷我的理論是否有用。
那么，我想開門見山，請大家注意這樣一個事實，即兒童已經(jīng)基本上從媒體，尤其是電視上消失了。（廣播電臺或唱片上是絕對沒有兒童痕跡的，但兒童在電視上的消失更加發(fā)人深省。）當然，我并不是說年紀小的人看不見了。我是說當他們出現(xiàn)的時候，都被描繪成13、14世紀的繪畫作品上那樣的微型成人。我們暫且把這種狀況稱作“加里·科爾曼現(xiàn)象”（The Gary Coleman Phenomenon）[3]我這么做是指，凡是認真觀看情節(jié)劇、肥皂劇或其他流行電視節(jié)目的人都會注意到，那些節(jié)目里的兒童和成人，在各自的興趣、語言、服裝或性欲上的表現(xiàn)都沒有什么區(qū)別。
話雖如此，我必須承認流行藝術很少能逼真地描繪兒童。只要想想一些了不起的電影童星，比如秀蘭·鄧波兒（Shirley Temple）、杰基·庫根（Jackie Coogan）、杰基·庫珀（Jackie Cooper）、瑪格麗特·奧布萊恩（Margaret O’Brien）和喜劇《我們這幫人》（the Our Gang）里無傷大雅的惡棍，我們就會認識到，電影所表現(xiàn)的年輕人的性格和情感非常脫離現(xiàn)實。但是，人們?nèi)匀荒軓闹邪l(fā)現(xiàn)一種理想，一種童年概念的構(gòu)想。這些兒童穿著跟成人不同，言談不同，看問題的角度也不同。他們有一種與眾不同的身份，更容易受到傷害。即便在早期的電視里，像《反斗小寶貝》（Leave it to Beaver）和《爸爸本事大》（Father Knows Best）這樣的節(jié)目里，人們會發(fā)現(xiàn)兒童雖然沒有得到真實的描寫，但他們至少與成人不同。但是現(xiàn)在，這些人大多已經(jīng)看不見了，或至少在迅速消失。
也許理解電視上所發(fā)生的一切的最好辦法是想象一下，如果《秀蘭·鄧波兒節(jié)目》是今天的電視系列劇，那該是什么樣子。當然，假定鄧波兒小姐的年齡不變，還是她拍出那些令人難忘的電影時的年齡。（她4歲便開始了電影生涯，在6歲到10歲間拍出了許多成功的影片。）除了作為模仿，秀蘭·鄧波兒會唱，比如說，唱主題歌《好船棒棒糖號》（On the Good Ship Lollipop），還能想象她會做什么？如果她真的唱歌，她的氛圍可能是搖滾樂，也就是說，音樂既要維系成年人的情感，也要維系年輕人的情感。
在今天的電視網(wǎng)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兒童歌曲。兒童歌曲已經(jīng)成為一個滅絕了的物種。這種現(xiàn)象跟我所能想象到的證據(jù)一樣，很能夠說明問題?？傊粋€10歲的秀蘭·鄧波兒也許會要一個男朋友，這樣她可以經(jīng)常與之發(fā)生糾葛，模擬情人間的爭吵。她自然要放棄“小女孩”的衣服和發(fā)式，取而代之以接近成人的流行時裝。她的語言則會由一連串心照不宣的俏皮話組成，包括大量涉及性暗示的話。簡單地說，《秀蘭·鄧波兒節(jié)目》不會也不可能是關于一個孩子的節(jié)目，無論她可愛還是不可愛。觀眾中有太多的人會覺得這樣的構(gòu)想要么稀奇古怪，要么無法辨認，年輕的觀眾更是如此。
當然，我們傳統(tǒng)的童年模式在電視上的消失，在電視廣告上表現(xiàn)得尤其淋漓盡致。我已提到過廣告大量使用十一二歲的女孩做性對象，如布魯克·希爾茲現(xiàn)象（the Brooke Shields Penomenon）。但有必要提一下的是喬達奇牛仔褲（Jordache Jeans）這個異想天開的廣告。在廣告里，一群還沒到青春期的在校男生女生，被表現(xiàn)為傻乎乎地受著性欲的驅(qū)動。由于穿了品牌牛仔褲，他們的情欲被進一步煽動起來。廣告的結(jié)尾顯示他們的老師也穿著同樣的牛仔褲。這樣的廣告，除了說明在性欲方面或挑起性欲的方法上兒童和成人之間沒有區(qū)別之外，還能有其他什么意義呢？
但是，除此之外，具有同樣重大意義的還有：兒童，無論有沒有亢奮的性欲，一般都被不知羞恥地用來充當廣告劇的演員。有一天晚上看電視，我數(shù)了一下，共有9個不同的產(chǎn)品利用兒童做推銷員。這些產(chǎn)品包括香腸、房地產(chǎn)、牙膏、保險、洗滌劑和連鎖餐館。美國的電視觀眾顯然不認為由兒童來告訴他們美國國家公司的輝煌成就有什么不同尋?；蛄钊瞬豢?，也許這是因為兒童越來越多地獲準參與成人生活的各個方面，所以要把他們從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方面——銷售中排除出去，顯得有些不合情理。
而在電視上的“成人化”現(xiàn)象也同樣發(fā)生在電影里。那些題材各異的電影，如《魔女嘉莉》（Carrie）、《驅(qū)魔人》（The Exorcist）、《艷娃傳》（Pretty Baby）、《紙月亮》（Paper Moon）、《兇兆》（The Omen）、《青春珊瑚島》（The Blue Lagoon）、《小可愛》（Little Darlings）、《無盡的愛》（Endless Love），還有《情定日落橋》（A Little Romance），它們都有一個共同的兒童觀念：兒童在對社會的理解方面，在語言和興趣上與成人是別無二致的。若想觀察近些年來兒童電影形象所發(fā)生的轉(zhuǎn)變，一個最啟發(fā)人的辦法是把30年代的影片《小淘氣》（The Little Rascals）和1976年的電影《龍蛇小霸王》（Bugsy Malone）進行比較。
《小淘氣》是一出諷刺劇，孩子們在里面扮演過去匪幫電影里的成人角色。在《小淘氣》里，大部分幽默純粹來自兒童仿效成人舉止所產(chǎn)生的不協(xié)調(diào)。雖然《龍蛇小霸王》也把兒童比作成人，但他們所扮演的角色與他們自身幾乎沒有不協(xié)調(diào)的感覺。說到底，12歲的孩子使用“成人”語言，穿成人服裝，對性表現(xiàn)出成人一般的興趣，高唱成人歌曲，這有什么荒謬可笑的？問題是《小淘氣》分明是喜劇，而《龍蛇小霸王》則幾乎接近紀錄片。
在兒童文學方面，許多引起廣泛討論的變化跟現(xiàn)代媒體的趨勢一脈相承。朱迪·布魯姆的作品已有許多仿效者。像布魯姆女士一樣，這些作家深深懂得，“青少年文學”的主題和語言要模仿成人文學，尤其當其中的人物以微型成人出現(xiàn)時最受歡迎。當然，我不希望給人一種印象，即當前兒童文學中（或者也在電視或電影方面）沒有一部表現(xiàn)兒童與成人截然不同的作品。但我確實想說明，在兒童的形象方面，我們的流行藝術正在經(jīng)歷一個需要迅速重新定位的問題。
也許人們可以這么赤裸裸地這么說：我們的文化不夠大度，不能同時包容朱迪·布魯姆和沃爾特·迪士尼（Walt Disney），其中之一必須被淘汰。如迪士尼帝國日益低落的票房所顯示，淘汰的正是迪士尼的兒童形象，兒童需求的構(gòu)想正在日益消失。[4]我們正在驅(qū)逐200年來以年輕人作為孩子的形象，而代之以年輕人作為成人的意象。
雖然這正是布魯姆女士、現(xiàn)代電影制作者和電視作家的所作所為，但是人們無法指控他們犯有道德或社會過失罪。在對我們的流行藝術進行批評時，人們無論如何都不能指責他們對社會現(xiàn)實視而不見。步履沉重的黑人、貪婪的猶太人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逆來順受的妻子，都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了，這并不是因為他們作為素材不夠有趣，而是因為觀眾不能接受它們。同樣地，秀蘭·鄧波兒被布魯克·希爾茲所取代，因為觀眾要求流行藝術的偶像和他們所經(jīng)歷的社會現(xiàn)實之間有某種一致性。
電視究竟在什么程度上反映了社會現(xiàn)實，這個問題非常復雜，因為有時候電視稍微滯后于現(xiàn)實，有時候超前于現(xiàn)實，有時候則正好反映現(xiàn)實。但是，電視絕不能離社會現(xiàn)實太遠，否則它就不成其為流行藝術了。正因為如此，我們可以說電視是最民主的社會公共機構(gòu)。電視節(jié)目要表現(xiàn)人們所理解的和想要看的，否則就會被取消。多數(shù)人已不理解也不想要傳統(tǒng)的、理想化的兒童模式，因為他們的經(jīng)歷或想象力并不支持這樣的模式。
這樣的情況也發(fā)生在傳統(tǒng)的成人模式上。如果人們仔細注意電視節(jié)目的內(nèi)容，就會發(fā)現(xiàn)一些相當準確的記錄，不僅涉及“成人化”的兒童的興起，而且也涉及“兒童化”的成人的興起。電視在這一點上非常顯見，盡管表現(xiàn)孩子氣的成人的最好代表，毫無疑問是電影《在那里》（Being There），因為它恰恰反映了我所描寫的過程。
拉韋爾納（Laverne）、雪莉（Shirley）、阿奇（Archie），“愛之船”的水手、三人行、芳茲（Fonzie）、巴邁·米勒的偵探（Barney Miller‘s Detectives）、羅克福德（Rockford）、科亞克（Kojak）和整個幻想島（Fantasy Island）上的人物，幾乎都不能算是成年人物，即使在人們充分考慮成年人物的傳統(tǒng)形式而予以諒解之后。除了個別例外，電視上的成年人并不認真對待工作（假如他們真的工作的話），他們不撫養(yǎng)兒童，不參與政治，不信仰宗教，不代表任何傳統(tǒng)，沒有遠見，也沒有嚴肅的計劃，沒有深入的對話，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曾暗示他們跟8歲的孩子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雖然我的學生都是很投入的電視觀眾，他們敦促我修改下面的陳述，但是，我只能在商業(yè)電視節(jié)目中找到一個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虛構(gòu)人物，即《單身公寓》（The Odd Couple）里的費利克斯·昂格爾（Felix Unger）。他被描寫為有成人的愛好，喜歡嚴肅音樂。他的語言顯示在生活的某個階段，他實際上讀過書。確實，相當引人注目的是，電視節(jié)目里的成人大多被描繪成功能性的文盲，不僅因為他們的知識結(jié)構(gòu)里欠缺從書本上學來的內(nèi)容，而且因為他們的頭腦甚至沒有一丁點兒慎重考慮的習慣。［《單身公寓》現(xiàn)在只有在重播時才能看到，不僅令人啼笑皆非地把費利克斯·昂格爾變成了一個很有文化的人，而且極其反常規(guī)地把他的伴侶奧斯卡·麥迪遜（Oscar Madison）變成了一個沒有文化的職業(yè)作家。］
論述流行電視節(jié)目如何淺薄的文章已經(jīng)非常多，但我并不是在此討論那種判斷。我的觀點是：電視上最常用的成人模型其實是個兒童模型。這種模式幾乎在各種電視節(jié)目里比比皆是。例如，在競賽節(jié)目里，參賽者經(jīng)過精心的挑選，以確保能夠?qū)π呷瑁▉碜砸粋€假扮的成人，即“主持人”）有無窮無盡的容忍度，他們的情感能在瞬間調(diào)動起來，他們對事物的興趣有莫大的熱情。其實，競賽節(jié)目是對課堂的拙劣模仿。
在這個課堂上，孩子氣的參賽者因為服從指揮和少年老成而受到相應的獎勵，否則就要經(jīng)受傳統(tǒng)上學校的學生所要承受的一切負擔。再舉一個例子。肥皂劇里缺少成年人物的情況非常顯著。在我寫本書時，已有人著手制作一個“10來歲的青少年”版本的辛迪加肥皂劇，名叫“年輕的生命”（Young Lives），仿佛要記錄年輕人的世界和成年人的世界并沒有區(qū)別這樣的想法。在這一點上，電視比電影更有過之而無不及：《年輕的生命》是不帶諷刺意味的《龍蛇小霸王》。
這一切之所以發(fā)生，不僅僅是因為前三章所闡述的種種原因，而且是因為電視試圖反映普遍的價值和風格。在我們目前的情況下，兒童的價值和風格以及成人的價值和風格往往融為一體。人們不必是社會學家就能注意到如下的事實：
在過去的10年里，童裝業(yè)經(jīng)歷了巨大的變化。過去毫不含糊地被認作“兒童的”服裝，現(xiàn)在已經(jīng)基本上杳無蹤影。12歲的男孩現(xiàn)在穿三件套的套裝去參加生日聚會，而60歲的男人則穿牛仔服去參加生日聚會。11歲的女孩穿高跟鞋。過去清楚地標志年輕人的隨意性和活潑好動的運動鞋，現(xiàn)在據(jù)稱對成人也表示同樣的意思。超短裙曾經(jīng)是成人仿效兒童風格的服裝的最令人尷尬的例子，此時此刻已銷聲匿跡了。但是，取而代之的則是人們在紐約和舊金山的街頭隨處可見的、成年婦女穿著的小白襪子和仿兒童式的方口系帶鞋。關鍵在于我們目前正在經(jīng)歷一種時尚的倒退，自16世紀起通過衣著方式來辨別兒童的辦法已經(jīng)行不通了。隨著兒童概念的減弱，童年的象征性標記也必然隨之減弱。
這個變化過程不僅在服裝上，而且在飲食習慣上也可以看出。垃圾食品，過去被認為只適合年輕人沒有分辨能力的味覺和鋼鐵般的胃，現(xiàn)在卻也成了成年人的日常伙食。這可以從麥當勞和漢堡王的電視廣告中看出，它們的吸引力并沒有年齡之分。人們也可以直接注意一下光顧這種地方的兒童和成人的分布情況。成人看上去至少消費跟兒童一樣多的垃圾食品。[5]這可是一個非同小可的問題：許多人看來已經(jīng)忘記了，過去成人應該對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有比兒童更高的標準。實際上，當年輕人表示出拒絕使垃圾食品工業(yè)得名的飲食的傾向，才是他走向成年的標志。我相信我們能夠相當肯定地說，現(xiàn)在這個轉(zhuǎn)向成年的標志已經(jīng)完全無影無蹤了。
兒童和成人的價值和風格正在融為一體，最顯著的癥狀表現(xiàn)在兒童的游戲方面，也就是說，兒童游戲正在消失。盡管我還沒有發(fā)現(xiàn)有關無人監(jiān)督的街頭游戲的衰落情況的研究資料，但它們的消失已足夠明顯?？傊?，從“少年棒球聯(lián)合會”和十二三歲的“小選手橄欖球隊”這類社會公共機構(gòu)驚人的蓬勃興起，便可略見一斑。除了市中心的比賽依然控制在打球的年輕人手里，美國青年的比賽已經(jīng)變得越來越正式，像職業(yè)運動員一樣，且極為嚴肅認真。
根據(jù)總部在賓夕法尼亞州威廉波特（Williamsport）的“少年棒球聯(lián)合會”的資料顯示，少年棒球是世界上最大的青少年體育運動，至今共發(fā)了1400多張許可證，有超過250萬年輕人參加。他們的年齡從6歲到18歲不等。這個組織的結(jié)構(gòu)仿效“職業(yè)棒球聯(lián)合總會”（Major League Baseball Association）的模式，比賽本身的特點也是以成人棒球比賽的情感風格為模式的：沒人可以胡鬧，不能隨意更改規(guī)則，不受現(xiàn)場觀眾評判的影響。
兒童游戲跟成人不相干的想法顯然遭到美國人的排斥。他們堅持，即使只有6歲，兒童游戲也不能隨意自發(fā)地進行，而是應該在成人小心的監(jiān)督下，緊張激烈地進行。1981年7月17日，《紐約時報》上刊登的一篇故事揭示了許多成人并不理解兒童游戲被重新定義的意義。當時正是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足球錦標賽，涉及10個國家的4000名兒童。在新澤西的東不倫瑞克（East Brunswick）和安大略的伯靈頓（Burlington）之間的一場10歲男孩組的比賽中，“父親們在場外發(fā)生爭執(zhí)，有些球員因此動手動腳，并口出臟話，一個來自伯靈頓的球員還做了個下流的手勢”，兩個球隊就此大打出手。
最熱鬧的是兩個球員的母親之間也發(fā)生沖突，其中一個還踢了另一個。當然，出現(xiàn)這種情況也實在不算稀奇，因為在“正式”的棒球和橄欖球比賽中，成人之間發(fā)生沖突的情況不勝枚舉。（我自己親眼目睹過幾個40來歲的人毫不留情地“騎”在一個11歲的游擊手身上，因為他在一局里犯了兩個錯誤。）但是，最意味深長的是打架之后一個母親所說的一番話。在回顧整個事件時，報上引用她的話說：“這（打架）只是一場精彩比賽中的30秒。第二天晚上，我們的孩子輸了，但比賽還是很精彩。家長為兩個隊的孩子鼓掌。
總的來說，這是一個很好的經(jīng)歷?！笨蓡栴}是，首先，家長待在那兒干什么？為什么有4000個孩子卷入一項錦標賽？為什么新澤西的東不倫瑞克隊要跟安大略的伯靈頓隊比賽？訓練這些孩子是為了什么？對所有這些問題的回答是：兒童的游戲已經(jīng)成為成人熱切關心的事情，它已變得非常職業(yè)化，已不再是一個脫離了成人世界的世界。
如今，兒童進入職業(yè)化和世界級業(yè)余體育比賽，自然跟這些都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比如說，1979年溫布爾頓網(wǎng)球錦標賽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表現(xiàn)極為出色的、年齡還不滿16歲的特蕾西·奧斯?。═racy Austin）。當時，她是錦標賽有史以來最年輕的選手。1980年，則有一個14歲的選手參加比賽。老資格的溫布爾頓冠軍約翰·紐科姆（John Newcombe）對此大為震驚，表示在不久的將來，12歲的選手會成為網(wǎng)球比賽的中心人物。不過，就這方面而言，網(wǎng)球落后于其他運動。具有世界級能力的12歲的游泳選手、滑冰選手和體操選手不足為奇。
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最顯而易見的答案是，較好的教練和訓練技巧使兒童能夠達到成人水平的能力?？墒?，問題依然存在：成人為什么要鼓勵這種做法？為什么成人要剝奪兒童自由自在、不拘禮節(jié)以及自發(fā)游戲的歡樂？為什么要兒童經(jīng)受職業(yè)訓練、集訓、緊張和媒體大肆宣傳所帶來的種種辛苦？答案跟前面一模一樣：傳統(tǒng)上有關兒童的獨特性的假定正在迅速消亡。我們現(xiàn)在有的是新興的思想：比賽并不是為了比賽而比賽，而是為了一些外在的目的，比如名望、金錢、身體訓練、社會地位的提升，以及國家的榮譽。對于成年人，比賽是件很嚴肅的事情。伴隨著童年的消逝，兒童眼里的游戲也隨之消逝。
兒童和成人在想法上也同樣有日益融合的趨勢，這一點可以從他們對娛樂節(jié)目的欣賞趣味上看出來。舉一個顯而易見的例子：1980年尼爾森電視收視調(diào)查報告顯示，成人（年齡在18歲以上）把下列節(jié)目列在最受歡迎的15個電視辛迪加節(jié)目中：《家庭問答》（Family Feud）、《大青蛙布偶秀》（The Muppet Show）、Hee Haw、《風流醫(yī)生俏護士》（M*A*S*H）、《舞蹈熱》（Dance Fever）、《重溫好時光》（Happy Days Again）和Sha Na Na。這些節(jié)目也出現(xiàn)在12—17歲之間的觀眾最喜歡的節(jié)目中。
它們又是2—11歲的觀眾最喜歡的節(jié)目！至于當時流行的節(jié)目，男性成年組顯示《的士速遞》（Taxi）、《默克與明蒂》（Mork&Mindy）、《風流醫(yī)生俏護士》、《三人行》（Three’s Company）、《ABC周日晚間電影》（ABC Sunday Night Movie）和《正義前鋒》（The Dukes Of Hazzard）屬于他們最喜歡的節(jié)目。12—17歲年齡組也包括了同樣的節(jié)目。[6]在1981年的《尼爾森報告》中，成年男子喜歡的電視劇辛迪加節(jié)目中，10個里面有6個節(jié)目是跟12—17歲年齡組所喜歡的一樣，10個里面有4個節(jié)目是跟2—11歲年齡組所喜歡的一樣。[7]
這樣的數(shù)字想起來讓人痛心，但這是跟現(xiàn)實狀況完全一致的，即娛樂兒童的節(jié)目如今也同樣在娛樂成人。當我寫此書之時，《超人2》（SupermanⅡ）、《007之最高機密》（For Your Eyes Only）、《奪寶奇兵》（Raiders of the Lost Ark）和《人猿泰山》（Tarzan, the Ape Man）正吸引著前所未有數(shù)量的各年齡層的觀眾。25年前，這樣的電影一般是動畫喜劇片的形式，往往被看作兒童的娛樂。它們雖然不像《白雪公主和七個小矮人》那么可愛、天真、富有創(chuàng)造性，但依然清楚地表明是給年輕觀眾看的。
今天，這種區(qū)別已經(jīng)變得沒有必要。在音樂方面，成年人和年輕人的品位也是不需要區(qū)分的，凡是光顧過成人迪斯科舞廳的人都可以佐證。如果說10—17歲的青少年要比25歲以上的青年更了解搖滾樂隊的名字和風格，那么這種說法很可能依然是正確的。但是，古典音樂和“成人”的流行音樂市場都在萎縮，這顯示成人已經(jīng)不能宣稱他們的音樂品位要比十幾歲的青少年表現(xiàn)出更高層次的情感需求。[8]
正當服裝、飲食、比賽和娛樂都朝著同一種風格邁進之時，語言也在劫難逃。要記錄這個變化非常困難，除了求助于一些趣聞逸事或請讀者參照自己的經(jīng)歷之外，沒有什么別的辦法。當然，我們明確知道年輕人的閱讀能力和寫作能力在下降，無法達到“各年級”所要求的水平。[9]我們還知道他們的說理能力和有效推斷的能力也在走下坡路。[10]這樣的證據(jù)通常用來證明年輕人的識字能力普遍下降，但也同樣可以用來暗示年輕人對語言的興趣越來越小。也就是說，在討論了媒介對年輕人起了創(chuàng)造較低級狀態(tài)的語言能力的作用之后，我們?nèi)匀豢梢杂懻摷议L、老師和其他有影響力的成年人對語言的重要性漠不關心的問題。
我們甚至可以提出假想，成人對語言的控制能力，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并不會大大超過兒童對語言的控制能力。在電視上、收音機里、電影里以及商業(yè)交易中，在街頭甚至在教室里，人們注意到成人使用的語言并不比兒童有更多的變化、深度或準確度。事實上，社會上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一些小型的書籍和報紙的專欄，他們指點成人如何言談才像成人。這也算是關注這種現(xiàn)象的文獻吧。
人們甚至可以進一步大膽猜測，年輕人的語言正在給予成年人更大的影響，而不是相反。雖然青少年語言的顯著特征依然是每說四字就要加“像”這個詞，但在其他許多方面，成人覺得十幾歲的青少年的語言非常吸引人，并運用到自己的語言中去。我記錄了諸多35歲以上來自各個社會階層的人說話的例子。他們不帶諷刺地、真誠地說，比如，“I am into jogging.”（“我特愛慢跑。”），“Where are you coming from？”（原意是“你從哪兒來？”在此，意思是“What is your point of view？”即“你的看法是什么？”），“Get off my case.”（“別來煩我?！保?，以及十幾歲的青少年常用的其他習慣用語。
我必須讓讀者自行做出判斷，他們的經(jīng)歷是否證實了這種趨勢。不過，我相信，有一點我們也許可以肯定：那些我們稱之為“臟話”的成人語言的秘密，現(xiàn)在的年輕人不僅對它們了然于胸（也許情況本是如此），而且可以像成人一樣任意使用。不僅在安大略的足球場上，而且在所有的公共場所——棒球場、電影院、校園、教室、百貨店和餐館，人們甚至能聽到一些只有6歲的孩子們非常自如地大量使用那些話。這個事實所包含的意義是重大的，因為它表明傳統(tǒng)上成人和兒童之間的界限已經(jīng)遭到侵蝕。它的意義重大還代表了舉止禮儀概念的失落。確實，當語言、服裝、趣味、飲食習慣等等越來越趨于相同時，扎根于社會等級觀念的禮儀實踐和禮儀的意義也相應下降了。[11]
在目前這種情況下，成年人已經(jīng)失去了大部分的權(quán)威和光環(huán)，尊敬年長者的想法變得荒謬可笑了。這種衰退正在發(fā)生，這一點可以從人們普遍漠視公共集會的規(guī)則和儀式來推定：學校里所謂的“紀律問題”越來越多，舉行公共活動需要加大安保力度，聲響極高的廣播電臺廣播音樂侵入公共空間，傳統(tǒng)上表達禮貌的話，比如“謝謝”和“請”，也越來越少聽見了。
我相信上述所有的觀察和推斷，都是童年衰退和相應的成人性格萎縮的信號。但是，有一些硬性的事實也表明了同樣的結(jié)論。例如，1950年，在全美國，因犯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所稱的“重大罪案”而被捕的15歲以下的人只有170個。重大罪案是指謀殺、暴力強奸、搶劫和嚴重恐嚇罪。這個數(shù)字代表了美國15歲以下人口的0.0004%。在同一年，因重罪而被捕的年齡在15歲和15歲以上的有94784人，占15歲和15歲以上人口的0.0860%。這意味著在1950年，成人（年齡超過15歲，超過15歲的人）犯重罪的比率要比兒童犯罪的比率高215倍。
到1960年，成人犯重罪的比率是兒童的8倍；到1979年，這個比率是5.5倍。這是否意味著成年人犯罪在下降呢？并非如此。事實上，成人犯罪在增加，因此，在1979年有40多萬成人因犯重罪而被捕，占成年人口的0.2430%。這意味著在1950年到1979年間，成人犯罪率上升了3倍。成人犯罪和兒童犯罪之間的差別正在迅速縮小，這幾乎完全可以歸結(jié)為兒童犯罪以驚人的速度上升。在1950年到1979年間，兒童所犯重罪的比率增加了11000%！兒童輕微罪案（比如夜竊、盜竊和盜車）則增加了8300%。[12]
如果可以說美國正在被洶涌起伏的犯罪浪潮所淹沒，那么，這個浪潮多半是由于兒童的參與而產(chǎn)生的。犯罪，跟其他任何東西一樣，已不再是專門屬于成人的活動，而且讀者已不需要統(tǒng)計數(shù)字來證實這一點。新聞界幾乎每天都有兒童被捕的報道。如同那些打溫布爾頓網(wǎng)球比賽的孩子，犯罪兒童的年齡也越來越小。在紐約市，一個9歲的男孩企圖搶劫銀行。1981年7月，紐約韋斯特切斯特（Westchester）縣的警察以性襲擊7歲女童的罪名起訴4個男孩。被起訴的強奸犯，一個13歲，兩個11歲，一個9歲，他是韋斯特切斯特縣有史以來以一級強奸罪被起訴的年齡最小的一個。[13]
10歲到13歲的孩子正以前所未有的規(guī)模卷入成人犯罪。確實，兒童嚴重犯罪的頻率已將青少年犯罪的法典推到了極限。美國第一個青少年法庭于1899年在伊利諾伊州建立?！扒嗌倌攴缸铩边@個概念到了20世紀末可能會壽終正寢，因此，美國上下的立法者急急忙忙地試圖修改刑事法，這樣年輕的罪犯可以接受成人的處罰。在加利福尼亞州，一個由首席檢察官組成的研究小組建議把被判一級謀殺罪的青少年送進監(jiān)獄，而不是送進加州青年管教所。這個小組還建議對16歲和16歲以下的暴力罪犯，法院有權(quán)決定按照成人罪犯一樣進行審理。[14]
在佛蒙特州，兩個10來歲的孩子因涉嫌強奸、折磨和殺死一個12歲的女孩而被捕，這個案件迫使州立法機關提出強化青少年法典。[15]在紐約，以重罪被起訴的、年齡在13歲到15歲之間的兒童現(xiàn)在可以在成人法庭受審。假如被判罪名成立，可能接受漫長的監(jiān)內(nèi)服刑。在佛羅里達、路易斯安那、新澤西、南加利福尼亞和田納西州，法律都進行了修改，假如罪行足夠嚴重，13歲到15歲的兒童罪犯轉(zhuǎn)到成人法庭受審變得很容易操作。在伊利諾伊、新墨西哥、俄勒岡和猶他州，通常圍繞青少年審判的隱秘狀態(tài)已經(jīng)被排除：現(xiàn)在報社記者可以定期采訪訴訟。[16]
兒童犯罪的頻率、殘忍程度，以及立法機構(gòu)對這種情況做出的反應，都發(fā)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這些無疑是有多種起因的，但沒有一個能夠像童年的概念正在我們手中迅速滑落這個事實更切中要害。我們的孩子生活在這個社會，它的心理環(huán)境和社會環(huán)境并不強調(diào)成人和兒童的區(qū)別。當成人世界以一切可以想象的方式向兒童開放時，他們必然效仿成人的犯罪活動。
他們也會成為這些活動的受害者。與兒童對社會秩序的侵犯相類似的，是成人對兒童的侵犯。根據(jù)美國全國受虐待兒童中心的統(tǒng)計，1979年上報的虐待兒童案有711142件。假定有相當數(shù)量的虐待兒童案是不上報的，那么，我們可以猜想，那一年有遠不止200萬起兒童受虐案。這樣的情況除了說明兒童的特殊地位、形象和神秘光環(huán)受到巨大的削弱外，還能說明什么呢？如果說兒童遭虐待是因為他們小，這只解釋了問題的一半。另一半是，他們受虐待是因為他們不被看作兒童。當兒童被看作尚未自我實現(xiàn)的、脆弱的、并不具備完全的智力和情感控制的人時，正常的成人不會在沖突發(fā)生時痛打他們。除非假定在那種情況下痛打兒童的成人都是精神變態(tài)，我們可以斷定，至少部分答案是，許多成年人對兒童是什么樣的人有不同的觀點，這個觀點無異于14世紀所流行的觀點，即兒童是微型成人。
除了犯罪活動外，其他一些社會趨勢也強化了兒童是微型成人的觀念。例如，兒童中間的性活動日益增加就是相當完備的證明。凱瑟琳·契爾曼（Catherine Chilman）提供的研究數(shù)據(jù)表明，自20世紀60年代后期以來，年輕白人女性的性活動的增加尤其顯著。[17]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梅爾文·澤爾尼克和約翰·坎特納的研究結(jié)論指出，在1971年到1976年間，縱觀各個族裔，未婚少女的性行為增加了30%，因此到19歲時，55%的少女有過性交行為。[18]我們可以有理由假定，在消除兒童和成人在性欲上的區(qū)別方面，媒體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電視，它不僅使美國人口長期處在高度的性亢奮狀態(tài)下，而且強調(diào)性滿足上的平等主義；性從一個隱秘深奧的成人之謎被改造成一個可供人人享用的產(chǎn)品，像漱口液或腋下除臭劑一樣。
這種情況造成的一個后果，是十幾歲的少女懷孕率日益上升。1975年，少女生育構(gòu)成美國生育總數(shù)的19%，比1966年上升了2%。但如果關注一下15歲到17歲少女的生育率，人們就會發(fā)現(xiàn)，這是那些年生育率增加的唯一的一個年齡組，它增加了21.7%。[19]
兒童世界中發(fā)生成人式的性活動所導致的另一個更嚴峻的后果是，年輕人染上性病的程度也在穩(wěn)步上升。在1956年到1979年間，10歲到14歲的孩子感染淋病的百分比幾乎增加了3倍，從每10萬人口中的17.7人增加到50.4人。在15歲到19歲的年齡層里也發(fā)現(xiàn)了大致相同的增長（從每10萬人口中的415.7人增加到1211.4人）。在一個童年和成年之間沒有有效界限的社會里，傳統(tǒng)上對青年人性行為的各種約束實際上是沒有多少影響力的。
在毒品消費的問題上，情況也是一脈相通的。例如，美國全國濫用酒精和酗酒研究所指出，大量15歲的青少年飲用“相當多的酒”。一個十年級到十二年級的學生飲酒習慣調(diào)查指出，自稱“重度飲酒”（指每周至少飲酒一次，每次飲酒量相當大）的人數(shù)是那些自稱“偶爾飲酒”（指最多每月飲酒一次，每次飲酒量較小）的人數(shù)的3倍。酗酒過去一直是成年人的痛苦，現(xiàn)在赫然成為我們新一代微型成年人的現(xiàn)實。至于其他毒品，包括大麻、可卡因和海洛因，證據(jù)也很有說服力：美國的青年跟成人消費一樣多的毒品。[20]
這樣的數(shù)字毫無疑問地標志著“成人化”的兒童正在興起，但是，有類似的趨勢表明“兒童化”的成人的現(xiàn)象也在日益嚴重起來。例如，在美國，作為主要社會公共機構(gòu)的“老人院”的出現(xiàn)，表明年輕的成年人不情愿對父母承擔全部責任。照料長輩，使他們?nèi)谌爰彝ド钪?，顯然被看作不堪忍受的負擔而從原本是成人必須履行的義務中迅速降級。也許更意味深長的是，跟他們父母那一代相比，目前這一代年輕人的結(jié)婚率急劇下降，生育的孩子也更少。此外，他們的婚姻也不那么持久。
根據(jù)全國健康統(tǒng)計中心數(shù)據(jù)顯示，如今父母的離婚率是20年前的兩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多的孩子被卷入婚姻的解體：1979年是118萬，而1963年則是56.2萬。雖然對于這種趨勢，我們應該假定有多種起因，包括克利斯托弗·拉希（Christopher Lasch）所指出的自戀個性日益增加的問題，但是我們可以斷定它表明成人對養(yǎng)育兒童的責任感急劇下降。人們反對離婚最有力的論據(jù)始終是它對兒童心理所造成的影響?，F(xiàn)在，顯而易見的是，越來越多的成人認為，這個論據(jù)并不能令他們信服，反而他們認為自己心理健康的需要更重要。
也許我們甚至可以說，美國的成年人與其說想為人父母，倒不如說他們自己越來越想成為兒童。無論如何，兒童已經(jīng)對這種新的氣氛做出了反應，其中包括大批兒童離家出走。根據(jù)聯(lián)邦調(diào)查局的資料顯示，1979年，有16.5萬名兒童被警察拘留。據(jù)估計，未被統(tǒng)計在內(nèi)的出走兒童至少還有這個數(shù)字的三倍之多。
在這些事實面前，人們期待某種“哲學”的出現(xiàn)以證實童年消逝的合理性。或許有某種支配社會生活的原則，要求人們尋找方法來確定一些無法避免的事情。無論如何，這樣一種哲學確實出現(xiàn)了。我們可以把它當作處理現(xiàn)實問題的依據(jù)。我指的是一個叫作“兒童權(quán)利運動”的東西。這個名稱讓人困惑，因為在這個旗號下集中著兩個其實相互對立的童年概念。其中之一，我在本書中不會涉及，它相信童年雖脆弱但確實值得向往，因此希望保護兒童不受忽視和虐待。例如，這個觀點主張，當家長不能盡其責任時，公共管理機構(gòu)應該出來干預。這種童年的構(gòu)想可以溯源到19世紀，純粹是對導致兒童勞工法、青少年犯罪法典以及其他人道主義保護的想法的進一步延伸。《紐約時報》稱那些起來捍衛(wèi)這個想法的人是“兒童的救星”。
另一個“兒童權(quán)利”的觀點，排斥成人對兒童的監(jiān)督和控制，并提出一種證明童年瓦解的合理性的“哲學”。它主張，“兒童”這個社會分類本身就是不公正的，社會應不惜一切力量使兒童免受各種各樣的約束。其實，這個觀點比第一個更古老，因為它的淵源可以追溯到黑暗時代和中世紀。那時候，現(xiàn)代意義的“兒童”是根本不存在的。
在這些問題上，情況通常如此，一些自稱“激進分子”的人提出了一個“反動的”立場。無論如何，這些人也許可以被稱作“兒童的解放者”。他們的早期代表人物有伊萬·伊里奇（Ivan Illich）。他是優(yōu)秀的社會批評家，著有頗具影響力的《非學校化社會》（Deschooling Society）（1971）一書。書中反對義務教育，理由是學校不僅不可能得到改善，而且更重要的是義務教育的結(jié)果阻止了年輕人全面地參與社團的生活；也就是，阻止了他們成長為成年人。伊里奇重新界定了兒童跟學校的關系。他堅持認為，多數(shù)人視學校為仁慈和培養(yǎng)的機構(gòu)，其實學校不合理地侵犯了某一部分人的生活和學習。
伊里奇的論斷的說服力來自這樣一個事實：現(xiàn)在信息如此廣泛地傳播，可從多種渠道獲得，并且信息的整理方式使人們無須復雜的識字能力就能理解信息，因此，作為知識的源泉的學校已經(jīng)失去了它存在的主要意義。此外，因為童年和成年的區(qū)別越來越不顯著，因為兒童越來越不需要努力贏得成年，因為社會對兒童也越來越?jīng)]有什么要求，所以學校教育的強制性開始顯得不合情理了。
這種印象被進一步加深，因為教育者對他們在學校里該為孩子們做些什么感到困惑不已。一些論點——諸如人應該為上帝或國家爭取更大的榮譽而受教育，甚至以打敗蘇聯(lián)為目的——既缺乏嚴肅的論據(jù)，也缺乏擁護者。許多教育者情愿接受連馬克思也會堅決摒棄的觀點：教育是為了進入市場而做準備。假如情況的確如此，那么，成人受過教育的標志，比如歷史、文學和藝術知識等，它們的重要性就大大降低了。此外，所謂學校教育對一個人未來的收入有著重要的意義，這個說法并不像許多人想象的那么站得住腳。因此，我們整個教育結(jié)構(gòu)的大廈布滿了危險的裂縫，而且那些干脆想拆毀這個結(jié)構(gòu)的人也完全不是接受了錯誤的消息。其實，他們的提議有些多余。由于童年消逝了，學校也一定會消逝。伊里奇只要耐心等待即可，根本無須寫一本書來論證這一觀點。
上述這些觀點也是約翰·霍爾特（John Holt）的《逃離童年》（Escape From Childhood）的主題。在該書及其他書中，他主張把兒童從300年的傳統(tǒng)束縛下解放出來。他的論點在理查德·法森（Richard Farson）的優(yōu)秀著作《與生俱來的權(quán)利》（Birthrights，1974）中得以拓展，即法森把霍爾特的論點引向了邏輯的結(jié)論。法森主張，兒童的信息權(quán)、教育選擇權(quán)、性自由的權(quán)利、經(jīng)濟和政治權(quán)利甚至選擇自己家庭環(huán)境的權(quán)利還給兒童?！拔覀兘o予兒童過多的自由，”法森說，“是不可能犯錯誤的。”[21]
法森并非沒有意識到童年的歷史，他顯然認為14、15世紀的年輕人自然融入社會的方式，是一個恰如其分的模式。此外，他相信人們反對亂倫，主要是因為凡是參與亂倫的人都被弄得非常內(nèi)疚；他相信一切性行為應該合法化，包括成人和兒童之間的性行為；需要做出安排允許兒童生活在他們喜歡的地方并和他們喜歡的人一起生活，包括由他們自己管理的“家”；兒童必須有投票權(quán)，“因為成人實際上并不把他們的利益放在心上，不會為他們投票”。[22]
像這樣的兒童權(quán)利運動無異于宣稱疾病還需病來醫(yī)。說得更委婉一些，如前所述，這種主張所代表的正是一個企圖使一個看來已無可逆轉(zhuǎn)的文化趨勢合理化。換句話說，法森不是童年的敵人，美國文化才是，但并不是直接的敵人。從某種意義上說，人們可以說美國是反共產(chǎn)主義的。美國文化并不想反對童年。實際上，我們用來討論兒童問題的語言依然保留著許多在18、19世紀時就已經(jīng)確立的有關兒童問題的前提，正如我們談論戰(zhàn)爭的語言保留了19世紀的戰(zhàn)爭思想一樣。
其實，今天來看這個想法是非?；闹嚨?，我們有關兒童的語言跟我們?nèi)缃竦纳鐣F(xiàn)實并不吻合。在這100年里，我們重新設計了我們的交際方式、交際內(nèi)容以及我們怎樣做才能分擔所有的一切，如今我們已經(jīng)達到了完全不需要兒童的地步，正如我們已經(jīng)達到了不需要長輩的地步（盡管我們還不敢承認這個現(xiàn)實）。法森的提議之所以顯得如此令人恐慌不已，是因為他坦白如實，既不帶諷刺也毫無遺憾地揭示了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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