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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2年，達爾文乘“貝格爾號”巡洋艦到達南美洲考察時，黑格爾、貝多芬、拿破侖都在這一年里逝世了。一個思想、藝術、政治上的偉大的浪漫主義時代結束了。畢業(yè)于神學院的達爾文本來是要去當傳教士的，可他在1859年發(fā)表的《物種起源》卻給上帝和上帝寵愛的人致命的一擊。世界不是上帝創(chuàng)造的，人也不是亞當和夏娃創(chuàng)造的，創(chuàng)世的過程實際上是一種普遍的進化，從簡單的細胞開始，一步步發(fā)展到植物、動物、最后到人。

進化過程從簡單到復雜、從低級向高級，進化的機制自然選擇，適者生存。

1、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無恥

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種族進化理論，賦予歷史一種自然主義的自然進程和一種種族主義的種族主體，在這一語境中，停滯的中華帝國形象也有了新的意義。

而這種新的意義主要是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意義。薩義德將?？?/span>的話語理論用于東方主義批判，關注的就是東方學中知識、想象與權力之間的“共謀”關系。

正如薩義德“將東方學視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臨東方的一種方式”，在《東方學》“緒論”中說：

“我發(fā)現，米歇爾·福柯在其《知識考古學》和《規(guī)訓與懲罰》中所描述的話語觀念對我們確認東方學的身份很有用。我的意思是，如果不將東方學作為一種話語來考察的話，我們就不可能很好地理解這一具有龐大體系的學科，而在后啟蒙時期，歐洲文化正是通過這一學科以政治的、社會學的、軍事的、意識形態(tài)的、科學的以及想象的方式來處理——甚至創(chuàng)造一東方的?！?/p>

在19世紀西方社會達爾文主義構筑的中華帝國停滯與衰退的形象中，也可以發(fā)現高度意識形態(tài)化的知識與權力的“共謀”關系。塑造停滯的中華帝國形象，是西方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東方擴張事業(yè)的一部分。

歐洲人在建立世界擴張體系的同時，也在建立世界觀念體系，這個世界觀念體系，既是描述性的，又是規(guī)范性的。以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為主導的現代世界體系，與以進步敘事為主導的現代性世界觀念體系之間，存在著某種“共謀”關系。

荷蘭人、英國人在現實世界中建立“世界經濟體系”的時候，法國人、德國人在觀念世界中建立“世界文明體系”，黑格爾教授構筑他的太陽神話的時候，英國海軍經營的日不落帝國已近完成了。

1838年，英國遠征軍抵達印度河，他們驕傲地宣稱，亞歷山大之后2000年，還沒有任何一個文明國家的旗幟飄揚在這里。資本主義擴張已從重商主義時代進入帝國主義時代，最封閉、最強大的東方帝國，也讓女王鐵甲艦上的火炮轟開一個缺口。

鴉片戰(zhàn)爭即將結束，在南京靜海寺簽署《南京條約》的時候，倫敦海德公園的圣喬治廳正在舉辦“中國文物展”。

只要用進化取代進步，帝國主義擴張的一切劣跡，都被合理化了。

啟蒙主義進步熱情，加上達爾文主義進化的殘酷，就成為社會達爾文主義。19世紀后期西方對物質進步的絕對信仰，都是通過社會進化論表達出來的。代表人物斯賓塞將文明的進步理解作不明確的、無凝聚力的同質體向明確的、有凝聚力的異質體的進化，它“不僅表現在每一個民族的進步中，也表現在全部文明的進步上”。

他用自然選擇解釋文明進化機制，“最適者生存”，不論個人、民族或國家，都在殘酷的生存競爭中選擇發(fā)展或滅亡。

個人能力有強弱，民族亦有優(yōu)劣。人類歷史總以戰(zhàn)爭、奴役、暴政、貧困等痛苦的方式淘汰那些劣等的民族與個人，擴大優(yōu)秀的類型，完成種的進化。

由此看來，優(yōu)等的歐羅巴民族創(chuàng)造的優(yōu)秀的西方文明，最終消滅取代劣等的東方民族及其停滯落后的文明，就不僅是一個必然的進程，而且是正義的。

2、種族主義話語下的中國

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的那一年，德國人卡爾·奧古斯特·麥爾在《那不勒斯與那不勒斯人》一書中描述他在那不勒斯參觀神父辦的培養(yǎng)中國傳教士的“中國學院”。

那里有6位中國學生：

我們被領入另一個房間，那里出現幾個中國人，穿著教士長袍…他們非常熱情地接待我們，為我們介紹他們的學習與生活，花了很長時間跟我們交談。他們的臉是黃色的，但并不很黃，頭發(fā)亮而黑，直直地蓋住前額，額頭很窄，奇怪的小眼睛，半睜半閉，但很靈活…

他們的臉形橢圓扁平，鼻子扁而短，側面看上去面孔設有任何棱角。他們總是像孩子那樣不停地笑，笑時露出滿嘴的牙齒，他們的動作僵硬而沉重，正好與他們短小渾圓的身材相符…你甚至可以把這幾個中國小人兒放在地上，卷成一個圓桶提走。

他們拿出一張?zhí)斐牡貓D給我們看…還有一個有趣的小瓷塔，據說是南京的一個塔的模型。他們興高采烈地給我們講解…其中一個還給我們讀了幾段譯成漢語的《舊約全書》，語音奇怪極了…另一個把嘴張到極大，用最野蠻的聲調，給我們唱了一首中國歌。

動作、聲音、體貌，都可以說是野蠻，野蠻是一種文化特征，也是一種自然特征。

在西方19世紀種族主義思潮下，文明與野蠻的等級性差異，最終可以歸結為自然的、生理的、人種方面的差異。

某些劣等民族一定是野蠻的，他們在生理與心理上永遠也不可能達到文明的程度。白種人最優(yōu)秀，文明程度也最高，其次是黃種人，再次是黑種人，種族差異造成文明差異與文明和野蠻的差異。

戈比諾曾經說過，黃種人不可能徹底進化到文明的程度，他們：

“根本就沒有想象力，只滿足于溫飽之類的動物般的自然需求，頭腦簡單，抓住某個荒唐可笑的念頭，又冥頑不化…他們缺乏活力，沒有精神上的好奇心”。

中國文明可能是黃種人的文明形式中最高的，那也不是因為中國人種高于其他黃種人，而是因為遠古歷史上白種人或雅利安人曾經向中國傳播過文明的火種。

3、以科學之名推行種族主義

種族主義者以科學的方式表述意識形態(tài)內容。

文明的差異，決定于人類不同種族的體質特征或人種特征的差別；種族差別與等級，又決定于智力高低；而不同種族智力高低，又決定于腦量的大小。

腦量越大意味著智力越高。

19世紀種族主義人種學家認為，不同人種腦量大小不一，美國人種學家莫頓收集各種各樣的人的顱骨，進行腦容量的分析。

結論是高加索人種腦容量最大，平均87立方英寸，蒙古人種居中，平均83立方英寸，此下為美洲人種平均82英寸，馬來人種平均81立方英寸，埃塞俄比亞人種（即黑人)平均78立方英寸。

由此得出結論：

白種人最聰明，黑種人最愚蠢，黃種人介于中間，與當時流行的種族等級觀完全相符。似是而非的科學，為種族歧視意識形態(tài)提供根據。

黃種人智力低下，甚至可以說是“先天性白癡”，1886年，英國醫(yī)師道溫發(fā)表了他研究先天性白癡病癥的研究成果，他為這種病癥起了個種族侮辱性的名字：

“蒙古人癥”(Mongolism)或“蒙古癡呆癥”(Mongolianidiocy),因為這種病患者的相貌特征與蒙古利亞人種相似：短頭，后頭部扁平，眼內角有贅皺、斜吊向上的眼裂，兩眼距離較寬，鼻梁低矮。

據說這種病是種族退化的結果，白種人退化成黃種人，個體智力的退化“重演”種族退化。

“野蠻”是個有魔術的詞，富于概括性與隨意性，在西方現代性他者話語中被使用得靈活廣泛，野蠻的制度、野蠻的習俗、野蠻的信仰甚至野蠻的語言，而所有的野蠻特征，最終都落實到“野蠻人”上。

中國人都是野蠻或半野蠻的東方人，東方特有的自然環(huán)境、種族條件、專制政體、嚴刑酷法、迷信陋俗，塑造了他們野蠻的“人種”特征，甚至可以說是“物種”特征。

1894年，英國倫敦神經病學會公布了一項對中國人腦量的研究成果，分別發(fā)表在當年的《自然》雜志與《字林西報》上，這項科學研究分析了8例中國人的腦容量，就大膽荒唐地得出結論：中國人腦更近于黑猩猩，而不是正常人類！

4、人類與類人類

這種極端化的觀點一直延續(xù)到20世紀20一30年代，1931年，克魯申科將臭名昭著的顱骨測量學與神經病理學奇談怪論匯編成一本書《我們中間的蒙古人》，書中的觀點總是將非白種人與類人猿相提并論。

在種族主義觀點下，中國與西方的區(qū)別已經不是人類社會文明與野蠻的區(qū)別，而是被極端化為人類與“類人”動物的區(qū)別。

野蠻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智力低下，西方有關劣等黃種人智力低下的說法，在19世紀已經成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化的“常識”，而且一直影響到20世紀初。

1910年，列維·布留爾出版了著名的《低級社會中的智力機能》，比較“白種成年文明人”的思維與那些有色人種的“原始人”或“野蠻民族”、“不發(fā)達民族”、“劣等民族”的思維。

據說他寫作這本書的動機來自司馬遷的《史記》，他發(fā)現其中的思維邏輯簡直不可思議，是一種原始的、野蠻的、非邏輯的思維。

在列維·布留爾看來，中國人與印度人、美洲印第安人、非洲黑人、澳洲與南太平洋島嶼上的土著在思維方式上沒有什么差別，都有著一種“簡單的不合邏輯的頭腦”，中國盡管有百科全書般的各門學術，但其中充滿了各種混亂的、僵化的、空洞的概念，是人類心智“發(fā)展停滯的一個怵目驚心的例子”。

西方在精英理論與大眾輿論層次上對中國人人種特征上的野蠻性的“發(fā)現”或“發(fā)明”，到19世紀后期已經完成，一直延續(xù)到20世紀初。野蠻的中國人不僅是西方白種人中心的種族與社會秩序下的“另類”，而且是有威脅的“另類”。

5、種族主義話語下的“黃禍論”

絕對差異的他者本身就對主體構成威脅。出現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黃禍”論，具有明顯的種族主義色彩。

“在一般人的頭腦中，黃禍帶來一種模糊的驚恐，只要一想到中國龐大的人口，而且已有上百萬涌到其他國家，人們就會不寒而栗。歐洲人生活在小城小國，對龐大的人口尤其敏感。對他們來說，亞洲人口泛濫，歐洲如果沒有技術上的領先，根本就無法應對。

他們用‘蒙古游牧部落’(horde)貶稱中國泛濫成災的人群，該詞最早出現于歐洲語言，指中亞腹地洶涌而出的野蠻人，他們是些半人半獸的怪物，不知所來，也不知所向，所到之處，無不令人驚恐…”

克爾南想說，西方人的“黃禍”恐慌，其實既不是經濟的，也不是軍事的，而是對龐大的外族人口的某種“心理上的”恐慌。

這種恐慌可能根本沒有什么現實或可能的威脅，只是它那令人厭惡的、異己的存在，就讓西方人感到緊張、痛苦。

“黃禍”是西方種族主義想象中野蠻對抗文明的最危險的境況。就種族文化心理而言，“黃禍”更多的是一種西方種族主義者的自虐性的文化想象。龐大的異己的人口本身就給西方人造成心理壓力與恐慌。

如果他們不好斗也不好動，麻木不仁，那么最多也只是反感和厭惡，世界上竟有這樣一個卑劣的種族存在而且不斷增長；如果有一天，這么龐大的人口突然變得嗜血好戰(zhàn)，武裝到牙齒，反感或厭惡就變成了恐懼和仇恨。

那將是世界最黑暗的時刻，基督徒想象的世界末日。就社會政治經濟方面的因素而言，那是對中國人的人口與勞動力的恐慌。

連極端的種族主義者戈比諾也承認這一點，“黃禍”的威脅是一種社會性的威助：

“中國佬哪怕遠離故土，孤立無援，也會成為其他國家恐懼的對象，因為人們不知道怎樣應對中國佬的勤奮、實用、堅韌，和最主要的，他們無與倫比的廉價勞動力。這就是中國讓世界感到恐懼的具體原因?！?/p>

極端種族主義思想最終將“野蠻的中國人”的想象推演到“黃禍”觀念，“黃禍”恐慌有多方面復雜的原因，有政治、經濟、軍事的，也有歷史、文化、心理的，其中最主要的是種族主義思想。

種族主義帝國主義意識形態(tài)自身充滿排斥性與侵略性，這種意識形態(tài)想象異域、賦予異域的特征，也經常帶有想當然的排斥性與侵略性。

事實上，19世紀末衰敗混亂的中國，不可能威脅到任何西方國家。

羅伯特·杜魯斯分析“黃禍”的意義時指出：

“不管怎樣，某種有關‘黃禍？的觀念不斷侵擾著歐洲人的想象?！S禍’是一系列的恐慌，似真似假，若有若無。它對西方本土經濟的威脅在于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工的涌入；對西方哲學與基督教會的威脅在于佛教的傳播，而更大范圍中對西方勢力的直接威脅，則體現在中國正在與其他國家一道，爭取政治上經濟上的自由，當然，最不堪設想的恐慌，還在于一種惡夢，黃種人像洪水一樣在全球泛濫，最終統治世界?！?/p>

描述這一“話語譜系”，可以看到西方人的自我與他者想象的極端偏狹、傲慢甚至殘酷的一面，也可能揭示西方現代性理念中潛在的種族主義帝國主義文化邏輯。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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